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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寫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國文學史

19-12-20 16:03 來源:中國新聞網 編輯:張蘭琴

  怎樣寫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史是中華五千年文學成就的縮影,不僅因其全面反映了中國文學的發展脈絡和學術成果,也因其所涵蓋的中華人文精神與文化特質而為國人所看重。11月18日本報刊登了《文學史的另一種寫法——關于〈劍橋中國文學史〉和〈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在對談中,國家圖書館原館長、首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詹福瑞指出:“據我了解,我們自己編的中國文學史,很少會被翻譯到國外去。”那么,中國文學史如何走向海外?

  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

  “海外中國文學史著作的寫作,起步早于漢語中國文學史著作,而以日本學者的著作數量最多。”長江學者、武漢大學教授陳文新介紹,“1882年,末松謙澄寫的中國文學史,是日本開創之作。”此后,日本學界陸續推出了多部中國文學史,足有四五十種,如笹川種郎、前野直彬等人的著作。

  即便是歐洲,其創作中國文學史的歷史也要比中國早一些?,F知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是俄羅斯人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綱要》。“1901年,英國學者翟理思出版了《中國文學史》。而德國更是歐洲中國文學史編撰的重鎮,如顧路柏、衛理賢等人的作品。”武漢大學教授李松說。

  而中國人自己編寫文學史已經是1904年的事情了。林傳甲于這一年開始撰寫《中國文學史》,開啟了國人編撰文學史的先河。此后,國內如雨后春筍般地誕生了諸多文學史著作。但是,由于國內文學史的起步較晚,受當時日本與西方近代思潮的影響,不僅在文學史觀上以進化論為主,而且不可避免地參照了海外著作的撰寫模式和方法,表現出鮮明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這也是2015年6月25日本報《我們該不該回去?——“文學史研究是否應該回歸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對話實錄》一文所探討的內容。

  20世紀50年代以后,國內文學史開始較多受蘇聯影響。與此同時,美國和韓國開始出現了大量中國文學史。韓國的文學史大多是在中國學者相關著作基礎上改寫而成,但也有較優秀者,如丁范鎮、金學主等人的著作。“美國是二戰后出版中國文學史最多的國家。”李松介紹,“如陳綬頤、柳無忌等。而尤以梅維恒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以下簡稱《哥大史》),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以下簡稱《劍橋史》)在國內最為知名。”“《劍橋史》《哥大史》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這兩部書的主編和作者大多是北美漢學界的精英,所以必然受到學界重視。”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劉倩說。這兩部書近年譯介進國內以后,對國內學界產生了很大震動,而重新書寫文學史的呼聲也更加強烈。

  立足中國立場,講好中國故事

  海外學者以域外理論視角與方法觀照中國文學,擴大了中國文學的世界影響力。但相較于《哥大史》《劍橋史》在國內的廣泛影響,本土文學史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卻是平平。那么,是否有必要編寫面向海外的中國文學史?

  海外學者限于其閱讀能力和文化隔膜,常常只研究一個很小的領域,很難在長時段的視野下把握中國文學史,其影響也主要集中在國內外高校。雖然如《哥大史》和《劍橋史》呈現了歐美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最前沿的學術動態,但也并非沒有爭議和錯誤。如在總體框架上,它們都缺乏對中國古代文學或中國文化史的總體框架和面貌的描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柯馬丁和華盛頓大學教授何谷理還曾合撰了一篇言辭十分嚴厲的批評文章,直接質疑《哥大史》不是“中國文學史”。而且雖然這兩部文學史都宣稱適于普及,但實際影響仍以高校與研究為主。海外普通讀者如果想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學,極少會通過這樣專業的研究型著作。而如果泛泛而談介紹中國文學,則又容易流于淺顯,普通讀者無法真正領會中國文學精神及其特質,更毋論文化隔膜帶來的常識錯誤和不同文化背景帶來的理解偏差。

  中國學界結合漢語國際教育編撰了一些簡易的文學類入門讀物,但從宏觀性、體系性角度編撰的中國文學史卻十分少見,對國際交流而言是一種缺憾。而國內文學史的海外傳播也有限,目前可知復旦大學教授駱玉明的《簡明中國文學史》已有英譯本。相較于國內學界對海外中國文學史的引入與重視,國內文學史對海外尤其是歐美學界的影響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了。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方銘指出,國內編寫的文學史教材在東亞文化圈有一定影響力,據日本、越南等國的北京語言大學留學生介紹,有的老師在授課時會使用中國本土的文學史作為參考。

  在中華文化走出去的當下,文學史作為海外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學的一扇窗口,也應當為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發揮其作用。此外,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一直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如何立足中國立場,向海外介紹友好中國、講好中國故事,不僅是新時代文化建設的應有之義,也是一項懸而未決的歷史任務。文學史走出去,可以為此邁開有力的一步。

  突破中西二元對立思維

  與海外學者編寫中國文學史相比,實際上中國學者對作者、文本和文獻有更好的把握,但要編寫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國文學史也面臨不少困難。

  “這就需要編寫一部真正能夠反映中國文學史發展面貌的文學史。”方銘認為,“最大的困難是如何復原中國文學史歷史原貌。”比如賦是一種獨特的文體,但如果以西方文學本位立場來看,就會陷入賦究竟是詩歌還是散文的分類困境,必須在中國文學本位的立場上才能認識到賦的獨特性。“其次是如何克服20世紀以來中國文化、中國學術體系中西方帶來的影響。”與西方不同,中國在近代以前有自己對文學的認知,其文學具有文史哲合一的特點,這體現為“義理、考據(歷史)、辭章”的三位一體。“編寫一部好的海外文學史,需要建立在編寫一部好的中國文學史的基礎上。”方銘總結,“如果要恢復中國的話語體系,需要做大量艱巨的清理工作,但也是遲早要做的。”

  “‘東海西海,心理攸同’,但中西文學之間,畢竟存在諸多區別,而一個小小的不同,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理解障礙。本土學者中,有能力寫出中國文學史的人不少,而有能力寫一部面向海外的中國文學史的人不多,原因在于,這些學者對域外文化和文學的了解并不完整和深入。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下敘述中國文學,不僅要深入了解本國文學,也要深入了解域外文學,比較的眼光和能力不一定形諸文字,卻一定要內化為一種視野。”陳文新說。

  李松也表示,不同民族、國家的人民有什么共同的文學趣味,如何選擇既有中國民族特色與傳統底蘊,又能撥動異國接受者心弦的作品和人物,編撰者有必要從世界文學與文化的高度著眼,從比較文化與比較文學的實踐入手,尋找中外文化、人性、情感、價值觀以及文學思想與藝術的共識,從而針對性地提供適銷對路的文學史。

  “要把中國文學在他國語境中本土化,消除語言與歷史帶來的文化隔閡。要以外國人聽得懂的表達方式來書寫中國的形象、情感、形式與修辭。在編撰者的組合上,最好能夠以中外合作的方式聯合進行,從而互通有無、掃除盲點、優勢互補。”李松說,“應當著眼于宏觀的全球史互動與融合,將中國文化置于世界文化體系之中,將中國文學還原到世界文學的歷史實際狀況,突破中西二元對立思維帶來的思想窠臼。”“編寫一套面向海外的中國文學史確實有其必要性。”陳文新總結,“不過,鑒于以上原因,也不必操之過急,應當緩緩圖之。”

  (本報記者 劉劍 本報通訊員 張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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